鄧海建
來自河北省公安廳消息稱，2015年警方接到各種無效報警多達1009萬起，其中一些接報警電話既可笑又讓人無奈。全省各地“110”接報警1345萬起，這意味著每天接報警3.6萬起，但有效報警僅有336萬起。據稱，騷擾電話占全部警情的28%，比有效警情還要多。
有為了蹭警車報警的，有為了找媳婦報警的，有愚人節為了逗女友開心報警的，至于西瓜不甜、馬桶堵塞等報警的，更是不勝枚舉。僅僅一個省份，1300多萬警情里，有效的只是零頭而已——這個比例，實在令人瞠目。虛假報警，靡費公共資源不說，萬一占用求救通道，后果不堪設想。那么，“調戲110”大可一笑了之嗎？
當然，無效警情也當分類討論：比如誤打誤撞，無心之失，速掛速決，也談不上違法；又比如蓄意滋事，則可按擾亂公共秩序罪處罰；再比如揚言恐嚇等，就屬于蓄意散布恐怖信息，當被治安拘留。若造成嚴重后果或影響的，刑事處罰也不該閑著。別的不說，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對于謊報警情就有明確的罰則要求。
假報警當然不是個道德問題，尤其在這個法治年代，警情警務的嚴肅性，必須借助執法與執罰來彰顯。這讓人想起去年11月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的一則報道：美國佛羅里達州萊克縣45歲的女子沃特森酒醉后撥打911報警電話，索要雞翅和香煙。此后，該名女子被拘留，并面臨濫用911的指控。
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。”這是現代公共治理的常態。何況，后現代社會的風險系數與日提升。眼下，各大運營商也走上了實名制的正軌，騷擾110的電話，但凡按圖索驥，基本多能順藤摸瓜。如果因為執法成本任性放縱，有效報警后的雪中送炭，就只能在騷擾與浪費的夾縫中求生。
